{4}46哈特认为，在现代世界，习惯通常是一个次要的渊源，习惯成为法律，要么通过主权者及其代理人的命令，或者通过法院的自由裁量。

[10] 参见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进而言之，我们也就看到了关于西方法学理论的中国权威存在。

在这里，人们容易忽视的一个深入问题是这种不断想象、连续想象的过程其本身所包含的主观断定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更为需要注意的是，1970年代以后，哈特的这一核心思想几乎成为新的理论，比如德沃金的法律原则理论[32]，如果要确立则必须以其作为批判出发点的关键。当然，接近1990年代中期，德沃金的法律原则理论也反向成为了与法律原则相关的中国法学知识演化的一个重要来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教科书式 的法学知识，不论对中国的评介者而言，还是对中国的接受者而言，都是理解西方法学理论的背景条件。作为西方法学理论的评介者，当发现作为对象的中国法学没有出现问题域、争论点、变化思、求新欲的时候，自然容易缺少深化解说的学术动机，自然容易将中国的接受者视为自己知识（自己所掌握的西方法学知识）的支配对象。

这种解释，从学术角度而言，可能是缺乏意义的。经此，人们考察法律不再是固定的、单一的 国家法律式的模式，相反，多元化的法律观逐步成为了人们考察法律的一个手段。但是应该反思的是，有些知识一旦拥有普适性，知识的持有者便时常忘却知识的"原有地方"以及和"具体需求"的对应联系。

我们能够发觉，当下中国法学研究的基本状态，是"规范"（normative）式的、"大词"式的，其运作方式基本来说是以抽象理论配置作为出发点的，而且，时常配有极强的"终极是非判断"的话语姿态[4].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基层司法制度中的知识呈现，在这样的状态之中，成为简单操持手工技艺的"作坊"展示，有时甚至成为应予剔除的陈规陋习（如果与所谓正宗的法学知识相佐）。第二种意见支持被告的法律观点。这种实证方法是科学的、反省的。如果纳溪区人民法院依照《继承法》的规定支持原告的诉讼主张，那么，就会助长"第三者"、"包二奶"等不良社会风气，从而违背法律要体现的公平、公正的精神[19]. 一审判决下来，原告提起上诉。

就此而言，知识应该有竞争，而认识到竞争必要性的前提是看到知识的地方性以及具体需要的地方性[7].所以，中国基层司法运作中的知识，同样对"中国法治建设并非可有可无"（第290页）。虽然许多法学家作为个人是从法律研究出身的，许多法律家作为个人是从法学研究出身的（人们常见的法律领域中的"学而优则仕"），然而，一旦角色固定下来，他（她）们推出的思考产品，则明显地分属了自己的角色群体。

生动有效的实证方法，由此是"内在"的、"嵌入"的。在这个案件中，基层法官完全知道"特别法与普通法相互关系"的法理知识（参见审判长的答记者问），但是，他（她）们依然巧妙地运用《民法通则》和《继承法》、《婚姻法》之间的"大小关系"的道理（在我看来未必不能成为一种法理），去论证自己的法律判决。于是，我们顺此可以逻辑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地方性的基层法院司法运作中是否存在方向不同的"制约"？如果存在着方向不同的"制约"，那么我们是否应该修正或者限制"制约"的理论模型？在我看来，"微观斗争"的结果，极为可能是偶然的，而非必然的。而且，作为新型的知识产品，尤其因为属于实践理性的一类知识展现，这类"法学知识"是有资格进入世界学术市场流通领域的。

毕竟，"外面的世界真精彩"（《送法下乡》喜欢使用的表述）。虽然人们承认法学理论是来源于法律（及其他社会实践）实践的，但是，人们又习惯认为法学理论应该是普遍指导法律实践的。[4]比如认为一些法学理论，包括本文涉及的法治知识理论，是无可置疑的，是人类社会必须或者必将接受的。其次，在这些词句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对照自己的法学研究语境和中国基层司法的运作语境，从而体验两种语境的相互距离，认识所谓的理论理性与智慧的实践理性的实际落差，进而自我提醒"法律研究事业原本应该是务实的"这一基本理念。

这种公正，更多是以具体语境中的社区评价作为标准的。换言之，依照"制约"的逻辑，我们应该可以大致地预测纳溪区人民法院的判决。

所谓有效的知识同样由此而来。这种较量与斗争不是纯粹的猫捉老鼠或者老鼠戏猫的游戏，更不是纯粹的理性机巧的对垒。

因此，在今日中国"法律实施"这个关键部位，游戏的双方，也许正是已被"大写"的法治知识和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的法律知识。[19]见2001年11月1日《南方周末》。这样三个方向，是法学研究者们特别熟知的。《送法下乡》也许有时是在有意地回避"大词"的使用。不论是他者的真实有益的法学知识，还是《送法下乡》本身在现实中提升的法学知识，都不是绝对不可推翻的。同时，这些"法学知识"是彼此相互联系的。

在这里，不是法律革命的代码是否对错的问题，而是这种代码如何并且怎样才能挥发切实作用的问题（第374页）。法学知识不是探讨"终极的科学真理"，相反，它始终是以隐蔽的方式运作于法律实践之中的[15].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解，我们就有理由说，原本被称为法学理论的知识以及被称为法律实践的知识的分野，其实仅仅是后来社会分工的一个附带结果。

它是"走进式"的猜想与反驳（波普尔用语）。从法学的角度来说，我们需要运用这些答案和解释关系去验证、证伪已有的法学知识以及理论模型，提出新的法学知识和理论模型，从而较为准确地解释"大写"的法学知识和"小写"的法学知识的权力博弈关系。

这是注重结果公正的必要补充。在一些重要的学术著作中，我们也能发现相关的讨论，比如，贺卫方的《司法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夏勇（主编）的《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以及新近出版的强世功（编）的《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等等。

我们完全可以发现，许多没有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法治的国家或民族，在历史上，可以而且的确战胜了拥有这种法治的国家或民族。最后，如果的确是必要的，便结合已得到的综合微观条件关系来提出案件的解决方法。我将分析，《送法下乡》在当下中国法学语境中开辟了何种重要的研究路径，展现了何种重要的学术意义，以及其所具有的法学知识增长点究竟在哪里[2].此外，我将分析，如果《送法下乡》是有问题的，那么，其问题在总体意义上是一类怎样的问题。所以，在"法律必定是务实的"这一理念的观照中，《送法下乡》的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可以看到，以往绝大多数的法学研究，尽管是"十分优秀"的，但是往往缺乏了细微生活实践的反复调研和思考积淀。显然，在对《送法下乡》的实证方法做出这样贴切理解的条件下，我们可以自然地发现，假设我们亦在现实生活中开掘反例，树立反证，直至底气十足地以此宣称《送法下乡》的研究是不足的而且是有问题的，因为《送法下乡》没有涵盖所有的事物并且没有捕捉所有的因素，甚或是种"断章取义"，那么，我们的批评以及我们的思路，实际上是在赞同直至支持《送法下乡》的实证方法，并且，在赞同和支持的过程中又在走向无法躲避的自我颠覆。

就单一方面而言，其中有些知识也许已被现存的法学知识阐述过[9]，但是，就总体的相互关系来说，它们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中国基层司法运作的"法学知识"。我们当然可以认为，这样状况的出现，在今天是法学知识传播的结果，但是，我们无法否认这些法学知识在历史上恰恰是法律实践的附属"产儿"。

于是，一种知识的压抑甚至"垄断"也就出现了。这位副院长指出，《民法通则》是一部基本的法律，它是一个大的原则。

自然，我们的法学知识生产所倚赖的制度环境限定了我们的"生产手段"。这些上诉法院在具体案件的讨论判决过程中，都会论说"立法与司法的关系"、"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法院的社会角色定位应当是怎样的"、"法律解释应当依据立法者的原意"、"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等等。纳溪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遗产纠纷案。批评者要寻找新的异质资料，再后来的批评者还要寻找更新的异质资料……这一过程，恰是"科学理论"所依赖的可证伪性的过程，恰是《送法下乡》所要达到的"科学"目的。

事实上，已经出现了许多的评论研讨。这样，实证方法获得了新鲜的质素和能力。

"微观制约"解释的失效，可能意味着该书的实证方法的随之失效。的确，法院的判决就其自身而言从来都是单一的，但是，法院的判决是以法院的名义而非以个体人物的名义做出的，因此，它是符号化的，隐蔽了个体人物（以及亚群体）之间的"斗争"关系。

我不认为对"微观斗争"的解释建构也是一个理论模型。进入 刘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基层司法 法学知识 叙事角色 微观事物关系 。